古埃及、兩河流域、印度、中國的古代文明被世界公認為“四大古文明”。但是，四大古文明形成的機制、所走的道路模式、特徵都不盡相同。相互間特徵異同的比較，有助於我們理解中國古代文明形成模式的特點與實質。
（一）埃及
埃及文明起源以尼羅河為依託。尼羅河是一條狹長條帶狀的通道，其間沒有破碎的地理單元，為交通和行洪提供暢通的孔道，人們在這條狹長的流域範圍內依賴尼羅河定期氾濫而生存。尼羅河定期氾濫為埃及定居農業造就了高投入和高回報的生境，促使埃及社會的複雜化，表現為在西元前5000年，埃及出現的城鎮政體，各自控制著氾濫平原的某一條帶[1]。這種多元的地方中心並沒有力的地理屏障，為建立統一的政體在地理環境上鋪平道路。同時，狹小的生存空間，促使野心勃勃的地方統治者極力通過統一活動擴大自己的支撐區，導致統一集權機制的形成，終於在西元前3100-3000年，由上埃及國王孟尼斯實現統
（二）兩河流域
西亞地區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有兩條大河——底格裏斯河和幼發拉底河。兩河下游沖積平原受乾旱少雨環境控制，充沛的兩河水為灌溉農業提供了唯一的生機。但實際上由於底格裏斯河平時水位過低，汛期水位由過高，流速快，實難利用灌溉，所以聚落主要集中在幼發拉底流域。灌溉是當地的經濟生活的命脈。
前5000年前後，烏貝德人疏浚幼發拉底河擺動故道成為運河，建立灌溉網路，客觀上要求超出單個聚落等級之上的社會組織出現，社會複雜化，表現為聚落形態的複雜化——社會人口、聚落向中心聚落凝聚合併。當西元前4000紀中葉，這一凝聚過程完成時，伴隨著周圍聚落的消失，城市出現。這種城市包容著一個政治、經濟和宗教中心，專業分工的市民居住在城牆內，發展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這就是所謂的城邦，與我們所說的“早期國家”有著重大區別，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大方面。
（三）印度河流域
西元前2600-1900年，今巴基斯坦和印度西部出現了“城市文明”，覆蓋250，000平方英里的土地。城市規劃正規嚴謹，是經濟和政治中心，出現統一的文字、神話、象徵符號等，但缺乏戰爭征服的跡象，似乎是貿易和政治聯盟。城牆有可能有防洪功能。Jonathan Mark Kenoyer等認為這些城市可能是城邦，既不是酋邦，也不是受國王或任何集權把頭的控制。商人、地主和宗教領袖等精英構成聚落的領導層[4]。宗教服務於維繫城市的各種社群。
西元前1900年以降後600年間，由於河流的改道，貿易路線的廢棄，原先的貿易-政治聯盟的文明被輕而易舉地侵蝕而衰落，文明中心向今印度北部的恒河流域。這時印度-雅利安人從禮教、語言和文化方面全面取代原生文明。
印度河谷文明的全貌遠沒有弄清，就目前的資料看，也可能是一種“續生型”模式[5]。
（四）中國文明的特色
中國文明起源是以黃河、長江、遼河三大流域為單獨發展基礎，在多樣性的生態環境裏造就了不同文化選擇的文明起源多元中心。各中心社會複雜化的具體機制不盡相同，北方半乾旱半濕潤地區，灌溉水利工程大約是社會複雜化的機制，處於亞熱帶濕潤氣候帶的長江流域則以洪水控制體系為社會分層的機制。不論南北地區，由於社會內部分層由來已久，加上中國文明起源主要集中在東部二級臺階以下的平原地區，實際無大的地理阻隔和大的破碎地理單元，政體傾向于至少在文化區內的集權化。所以，中國文明過程更趨向於從酋邦社會向成熟的早期國家過渡，不大有機會進入到兩河流域式的“原始民主制”城邦。
中國位於亞洲東部，面向太平洋，背倚歐亞大陸，幅員遼闊，發展空間絕對比尼羅河和兩河流域要寬廣的多。因而中國的文明模式更容易傾向於中心輻射型，而不是埃及和兩河香腸式的模式。
中國歷來以農業為經濟基礎命脈，貿易在古代一直未能佔領社會經濟主體的地位。因此中國文明進程中，“城市革命”可能不是最首要的。因此中國缺乏形成古印度“城市文明”的土壤。
隨著龍山時代堯、舜、禹酋邦在黃河從黃土高原向華北大平原跌落的出口上穩穩地站住腳跟後，黃河在此無法隨意擺動又給黃河中游帶來可預測的豐富的水利。這個文明起源的中心之一，選擇了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穩步前進。而長江中游石家河文化、下游良渚文化和早先的遼河流域紅山文化，因選擇了非可持續發展道路而先後崩潰或原地踏步，最終促成以黃河中游一枝獨秀的局面形成。中國文明一體化進程正式啟動，中國文明蛛網式核心輻射型模式誕生。
中原文明核心形成後，採納大河文化心態，彙聚千流，吸納百川，使中原文化具有水一樣優良的融合性、滲透性。開禹貢九道，將原各文明起源中心的優秀精華吸納于中原，集四方成就之大成，方使中國文明生生不熄。禹貢九州的分劃、五服、九牧、十八岳的官僚體制充分顯示出中原文明核心輻輳八方的外交型行政管理手段，同埃及內向型官僚體制迥然不同。
